爸’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手机停机，微信注销，所有社账号全部清空。我找了两年，找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，找了所有他可能联系的。没有知道他在哪。”

她停了一下。窗外有一只鸽子扑棱棱地飞过，在窗台上投下一闪而过的灰影。

“最初我答应你的条件——做你的——是因为你说你能帮我找到他。”她的目光直视戴秋文，毫不躲闪，“一个母亲为了找儿子，什么都愿意做。这一点，你的母亲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”

戴秋文没有接这句话。他只是点了点，动作很轻，但很认真。

“但现在，”方若琳的声音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变化——不再是压抑的平静，而是某种被点燃了的、正在从灰烬里重新冒出火苗的声音，“我看到了另一样东西。”

她站起来，走到书架前，从最上面那一排抽出了一本英文原版的《李尔王》。

书的封面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，但边角被她用透明胶带仔细地修补过。

她把书放在茶几上，翻到某一页，手指指着其中一行被荧光笔画过的英文句子。

“‘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；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.’”她念了一遍原文，声音极其标准，带着轻微的英音腔调，每一个音节的抑扬顿挫都恰到好处，“神对待我们，就像顽童对待苍蝇——他们杀死我们，只是为了取乐。这是莎士比亚写的。我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句话，那时候我不理解。我出生在伦敦，从小在英国长大，读完博士回国时，以为生活就是一条一直往上的弧线。”

她把书合上，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着。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没有涂指甲油，净净的。

“后来我先生被设局坑死，我儿子失踪，我被小叔子赶出家门，搬到这个月租一千二的房子里，靠做钟点工维持生活。你知道钟点工是什么吗？每天去陌生的家里，拖地、擦窗、洗马桶。有的生怕我偷东西，全程站在旁边盯着我活。但我必须——因为没有学历证明，没有国内工作经验，没有任何社网络，我只能这个。我是牛津大学比较文学的博士，流利的英式英语，对莎士比亚的文本分析能让剑桥的教授站起来鼓掌。但在海城，这些什么都不是。在这里，唯一有用的是那张盖着公章的本地大学本科文凭——我没有。”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依然平稳，像是在陈述一份和自己无关的调查报告。

但她的手指在书封面上停住了，指节微微发白。

戴秋文注意到那个细微的变化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听着。

“我开始理解莎士比亚那句话了。”她把《李尔王》放回书架上，转过身来，重新面对戴秋文。

窗外的阳光正好从侧面打在她脸上，把她的瞳孔照成了一种极淡的琥珀色，“但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去理解——不是‘我们是被神玩弄的苍蝇’。我是从另一个角度——如果神可以随意杀死苍蝇，那我为什么不能成为神？”

她朝戴秋文走近了一步。

这一步和吴媚昨晚在书房里朝他走的那一步完全不同——吴媚的那一步是软的、碎的、带着乞求和绝望的；而方若琳的这一步是稳的、硬的、带着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出的决心。

“戴先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做你的吗？不是因为你能帮我找儿子——至少不全是了。”她在他面前站定，微微仰看着他。

她比他矮半个，但她的气场完全不输，“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。你要夺回你被夺走的东西——你的尊严、你的公司、你的母亲、你对自己生的控制权。我也要夺回我的东西——我先生的遗产、我儿子、我被偷走的生活、我本该拥有的一切。我们是同一种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。窗外又有一只鸽子飞过，翅膀扑扇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清晰可闻。

“所以，戴先生——以后我叫你秋文吧，你也可以叫我若琳。”
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浮起一个笑——不是照片里那种温润的、端庄的、知优雅的笑，而是一种更锋利的、更危险的、和一个牛津文学博士不太搭调的、甚至带着几分野心的笑。

那个笑容一闪而逝，快到几乎像是错觉。

但戴秋文看到了。

他在那个笑容消失之后，在她的瞳孔处，看到了那团火——那团被压抑了很久但始终没有熄灭的、和他在镜子里见过的一模一样的火。

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在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时就被她吸引。

不是因为她的容貌，不是因为她穿旗袍的身材，不是因为她是何业飞的母亲——这些是表面的理由，是他说服自己和说服吴媚的借。

真正的理由是现在坐在他对面的这个，在那间墙皮剥落的出租屋里，在那只白瓷茶杯和那本翻旧的《李尔王》旁边，在他面前，摘下了她戴了两年多的面具——面具下面是另一个自己，版本的、更成熟的、更优雅但也更狠的自己。

“成。”他说。

方若琳把那只白瓷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，自己也端起另一只杯子，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杯沿。

瓷器碰撞的声音极轻极脆，在安静的客厅里像是一枚极小的铃铛被风吹响。

“那么，秋文，”她重新在沙发上坐下，拿起茶几上那个透明文件袋，翻开第一页，用一种极其专业的、不带任何多余感的语气开，“我们来谈谈第一步怎么做。你律师准备的这份遗嘱比对——第二条有个细节需要补充，我先生去世前三个月，他弟弟曾经让他在一份权转让协议上签过字。那份协议在我手里，我当时做钟点工时偶然碰到了何家以前的管家——她说漏了嘴，我才知道有这份东西。原件需要去公证处调档，我可以出面。证据链如果能补上这一环，我们在庭上的优势会从‘有可能’变成‘大概率’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手指在文件上逐行划过，目光专注而锐利，每一个专业术语都用得准确无误。

戴秋文看着她，心里涌上一极其复杂的绪——其中有棋逢对手的快感，有对这个在绝境中还能保持如此清醒脑的钦佩，也有一丝极淡的、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寒意。

他拿起那个文件夹，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，一边看一边点。

两个在那间昏暗的客厅里，就着顶那盏瓦数不够高的旧吊灯，一条一条地讨论着证据链、诉讼策略和时间节点。

窗外的小区里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和小孩追逐打闹的尖叫声，但这些声音都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膜隔在了外面。

讨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。结束时已经接近中午，方若琳站起来送他走到门。在她帮他开门的时候，戴秋文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“对了，你说那份协议是在做钟点工时偶然碰到的——你还在做钟点工吗？”

方若琳扶着门框，侧看了他一眼。那个眼神里没有羞耻，没有难堪，只有一种淡淡的、不卑不亢的坦然。

“今天下午还有一家。雇主是个开餐厅的老板，家里养了三只猫，每次我去做保洁都要额外加五十块铲猫砂的钱。”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——不是刚才那种锋利的、带着野心的笑，而是一种更常的、更柔软的、和她在照片里穿着旗袍站在花园中时如出一辙的笑，“怎么，戴总觉得